7月31日中午，绍兴市文史研究中心副主任金水福一次探访，发现长40厘米、宽30厘米、厚25厘米的步道石。上面文字与陆游撰文的《绍兴府修学记》碑相符，加之太湖石的上佳质地，他猜测这可能是一块宋代残碑。

这块残碑很快引发了本地文物部门及文史圈的关注，上海师范大学在读书法研究生张逸腾实地探访，查阅资料并请教了多位导师。多位专家一致认为这是宋代的“到代原碑”。

(资料图片)

“不存在”的碑刻

在史书上，这块碑一度很低调。最早辑录《绍兴府修学记》要到清代雍正年间的《浙江通志》卷二百六十一“艺文三”。乾隆《绍兴府志》卷之七十六“金石志二”的记载更详细。里面提到石碑当时保存完好，地址就在府学，也就是现在的稽山中学。到了清中后期的几本知名金石志，不仅有完整记载，还加了一段长长的“情况说明”，讲述了当时陆游已经回家乡隐居，热心于家乡的教育事业的故事。

民国绍兴县志资料记载表明，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碑依然是完好存世。但在当代历史学家陈桥驿《绍兴地方文献考录》中的记载《绍兴府修学记》时，此碑已不存。金水福认为，从陈桥驿的记载看，该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不见了。再查看本世纪初出版的《绍兴图书馆馆藏地方碑拓选》和《绍兴摩崖碑版集成》，均无收录。金水福猜测，抗日战争前夕该碑依然保存完好，无一残蚀处，这块碑很可能是抗日战争期间被破坏的。

好在，这块碑的拓片保存在北京图书馆，也被收录在《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》等书籍中，还能在国家图书馆网站下载图片。金水福将拓片与残碑实物比对，发现较为一致，无论文字、书法、尺寸、间距、斑点等。他请教了本地金石专家顾海清，提出了“残损斑驳完全符合”的意见，并形成“到代原碑”的初步判断。

拓片与残碑对比。

还有专家指出“不排除清代民国重刻的可能”。张逸腾提出北京图书馆藏《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》中标注的拓片尺寸高157厘米，宽105厘米，高35厘米。而民国二十六年至民国二十八年间出版的《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》记载的碑高为八尺七寸（约等于290厘米）这与北京图书馆记载的碑文尺寸不符，有重刻或勘误的嫌疑。

见证越地教育发展

《绍兴府修学记》碑文的名气很大，它由陆游撰文，詹骙书写。它不仅与名人有关，还是越地教育史上的一件重要文物，见证了当时重要学校的迁址。

稽山中学所在地的办学渊源要追溯到北宋嘉祐年间（1056—1063），刁约是当时的大名士，声誉与欧阳修不相上下，他来越州担任知州，修子城、议鉴湖、建越州新学。刁约建越州新学的事迹，在后任知州张伯玉撰文的《越州新学碑》上有记载：“治平元年夏四月丁卯，越州新学成。先时，学舍近市隘嚣，靡宁厥居。嘉祐中，始于州之东南隅得爽燥地，平衍高古，敞然一方，乔木渟水，有泮林之象焉……”

从闹市迁到宽敞优美之地，办学有了新气象。后来，丽水人王信于绍熙元年（1190）十二月担任绍兴府知府，在任上也颇有作为。第二年九月，王信就动手增修学宫并立碑以记，时年67岁的陆游欣然作记。他就把自己的主张表达在《绍兴府修学记》的文字上。

《绍兴府修学记》由陆游撰写，全文七百余字，其中大力提倡应该在绍兴作为东部的知名城市，应该大力开办学校。他写道：“会稽拱行在所，为东诸侯之冠，宜有以宣圣化，倡郡国，而学未称……”同时对知府王信教学先行、肯定祭祀礼仪产生道德教化功能的认知，表示高度赞同，是体现陆游教育思想的代表作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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